其实，纠结于协警卖车一事的繁琐细节，已显得没有太大的讨论价值。而跳出这件事本身，全面观察“禁摩”执法的管理机制和执法程序，或许有更多的讨论空间。
事实上，自东莞“禁摩”以来，执法人员利用“禁摩”之便进行暗箱操作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仅上个月，就有媒体相继曝出，厚街镇有摩托车被扣后被中介人“收钱放车”，石龙镇有被扣摩托车被两名治安员偷换零部件。
这些已被证实的事例至少说明，在“禁摩”的执法过程中，似乎有着相对宽松的权力空间，执法人员的权力并未受到严格约束，以至于最基层的治安员也可以随意置弄被查扣的摩托车。
东莞查扣摩托车的执法流程大致是这样：执法人员通过路面设卡或巡逻的方式查扣摩托车，并开具相关单据；被查扣的摩托车被送往专门的保管场，并进行登记；被查扣的当事人在半个月后持行车证、身份证和查扣单据到执法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便可以取车；3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摩托车经公示后将被销毁。
由于日常管理并不规范，以上的执法流程存在着不少违规操作的空间。比如，在查车环节，有些并无执法权的协警直接上街扣车，并不开具任何单据，这些被扣车辆有些便沦为私下转卖的“黑车”；在取车环节，有些被查扣的当事人被要求缴纳一笔数额不菲的罚款，这让有些人干脆放弃了取车，也有些人通过一些非法渠道可以迅速取出被扣车辆；在销毁环节，无人认领的摩托车在销毁之前是否全部实现了公示，也无法得到保证。
之所以日常管理不能做到足够规范，除了有些执法人员的管理意识不强之外，部分原因还在于，查扣摩托车的执法程序和管理机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执法程序并未做到充分的公开透明，以至于执法者的权力无法受到严格的监督，个别执法人员因而获得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再回到本文开头的协警卖车事件，在一个并不透明且受到质疑的管理机制内，厚街公安简单地对于协警卖车事件全部否认，这显得缺乏充足的说服力。对于这则事件本身，我们期待厚街公安拿出更多的证据为协警“辩白”；而跳出这则事件，我们则期待东莞“禁摩”的执法和管理机制能够更加地公开、透明和规范，让权力没有空子可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