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的兴衰
底特律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兴衰。这个曾经人口达到180万的美国第四大城市，拥有成千上万家汽车相关企业的著名“汽车城”，如今却面临着暴力犯罪频发、失业率高企、财政危机等严重问题，全市遍布废墟，人口骤降到只有约70万，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2年美国最悲惨城市，甚至被预言会在2100年消失。
底特律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底特律的没落，折射出的是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兴衰的生命周期引起产业集聚和转移的变化与一个城市的发展背影。
城镇化起步于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其基点是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由产业空间集聚带动人口空间集聚，进而带动资金、技术、信息等一系列要素在空间上集中的过程。可见，城镇发展以产业集聚为基础，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会带动城镇发展模式的相应调整，产业繁荣和衰退的周期变化，同样会直接影响到城镇化的兴起和没落。随着劳动力成本、资源、制度等经济要素的变化，产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等明显的生命周期过程，反映到空间上，突出表现为产业发展成长期的产业集聚以及产业发展衰退期的产业转移（扩散）。也就是，作为城镇化的基点，产业空间集聚的持续性受制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内在逻辑，产业发展上升期的产业集聚，带来的是城镇发展的兴起和繁荣，产业发展衰退期的产业转移（扩散），带来的是城镇化发展的停滞和没落。
从上述视角看，底特律的没落与汽车产业的衰落紧密相连，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旧（汽车）产业在发生转移的同时，新的产业发展未能同步跟上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出现了“青黄不接”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导致城镇化发展失去了支撑。
以“底特律样本”为鉴，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认清国内外产业发展形势，以“培育支撑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基础”为着眼点，引导城镇化发展契合于产业集聚和转移的实际，实现中国城镇化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
面对非均质的现实空间世界，由于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人口结构以及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差距，产业生命周期的兴衰在地域上的表现是相对的，一个区域的落后产业可能相对于另一个区域来讲是先进产业，因此，一个区域特定产业的衰退引起的产业转移（扩散），很可能同时在另一个区域实现产业集聚。
从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空间模式变化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随着新信息革命的影响以及交通运输系统的技术升级，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和扁平化，以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为代表的各种经济要素的空间流动更加方便。这使得全球范围内基于资源重新配置的产业经济活动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进行。这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产业逐步向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扩散，当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另一方面，在产业转移（扩散）的同时，产业的集聚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加显著、蓬勃的趋势发展开来。放眼全世界，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被产业集聚主导的世界经济版图。事实上，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扩散）是全球产业在空间层面上整合重组的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并行不悖的动态过程。
结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布局变化，分析1980年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原材料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别在中国东部、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布局占比的情况，可以看到，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原材料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基本上都表现出在东部地区集中布局的格局。其中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最为显著，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集聚的空间态势。不仅如此，大致从2002年开始，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份额开始下降，而差不多两年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份额开始上升。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恰恰印证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应该正确认识这种产业转移的格局和趋势。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发生的故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际上是“腾笼换鸟”，为新一轮产业集聚作准备。通过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实现主导产业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是大势所趋。而且，从要素价格变动的承受力来看，像劳动密集型产业、下游产业及具有较弱产业联系的产业，会因为要素价格的提高而率先发生转移，所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不仅是应对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举措，同时，也是利用中西部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探寻新的生机。二是从专业化、多样化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来看，专业化经济在成熟产业的发展中起主要作用，而多样化经济在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由此可以推知，集聚经济形态与产品生命周期之间的密切联系，即新兴产业往往出现在多样化发展较好的大都市圈地区，而成熟产业则分散到小型的专业化城市。所以，以大都市圈发展为主的中国东部地区，出现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是正常的发展规律。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二元城镇化”
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着集聚和平衡的矛盾，如果从“非此即彼”的视角来看，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似乎只有两条：一是“着眼于空间平衡”的发展路径。将城镇化的重点放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内地农村地区，通过进一步限制先发地区的资源占用和落后地区的要素流出，实现所谓“平衡发展”。二是“着眼于空间效率”的发展路径。将城镇化的重点依旧放在东部沿海等先发地区，特别是业已形成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通过继续推进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促进集聚效应的最大化发挥，实现所谓的“追求效率”。
事实上，通过上文的分析，结合中国产业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的集聚和转移现状，存在着基于产业空间布局变化、兼顾集聚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城乡空间平衡发展的“公平”的“二元城镇化”发展道路，即一方面强调集聚，以东部沿海大城市及中西部地区有条件的大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表现为大都市圈特征的城市化，利用新的产业集聚形成的趋势，创造良好的都市圈载体条件，更好地在促进产业升级换代的基础上，推进新的新型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另一方面兼顾平衡，在都市圈以外的相对边缘和落后地区，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推进有重点的农村城镇化，选择有条件的城镇，特别是直接联系农村的县城，大力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的产业集聚，直接辐射落后边缘地区，推动平衡发展的机制。
在“二元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上，一方面，政府要破除各种不利于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为经济活动在东部沿海及中西部的都市圈地区实现空间集聚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不仅可以通过集聚的巨大外部效应，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做大蛋糕”，也在客观上为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和农村的转型发展创造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要畅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交流和互补渠道。既要从市场的角度推进区域之间的市场整合及分工协调，也要引导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的反哺和支持。总之，“二元城镇化”发展道路，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道路。
